例如，教材第二十六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的概括和阐释，既是对历史经验和现实选择的沉淀，又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逻辑推演，还展现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三者在法理上的有机统一。
比如，在西方历史上出现过的三大传统法学理论(即：自然法哲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历史法学)，都各具特色，各有所长。[16]建立法治国家，实现现代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良好法秩序，既需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权威，也需要党规、道德、习惯等其他社会规范的助力。
这也就是2018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原因之所在。总的来说，平等就是社会主体能够得到同等对待和相同待遇。党员不仅需要遵守国法的规定，更应严格符合党规的要求。既向前看、准确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治、德治文化精华，坚持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敢于突破自我、超越自我，不断研究、提出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努力建设起高水平法学教育话语体系，为培养造就高素质法治人才，打造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从而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因为最好的法学理论只有深深培植于本国的土壤，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3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法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新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世界法治文明精髓的理论成果，[35]而并不局限于某一种哲学理论和某一个哲学观点。[31]第一代人权主要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形成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三，不可一概地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比事实认识错误更易于得到避免。
所以，现实的违法性认识与潜在的违法性认识所体现的可谴责性具有本质性的差异。因为，责任形式本来就与责任的严重程度密切相联。然而，这一前提本身恐怕难以成立。[79]沈海平：《掏鸟窝被重判为何引发争议》，载《检察日报》2015年12月9日，第7版。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容许性构成要件的认识错误。同前注[28]，孙国祥文，第704页。
[85]例如，当一个玻璃水杯从桌上坠落时，我们会近乎本能地冲上前试图将其接住。[54]正因为如此，连一些主张责任说的学者也不得不坦陈，该说会在一定意义上违背刑法‘责任主义的原则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它切断了故意与实体责任之间的关联，使之完全沦为一个空洞无物的概念外壳。正因为如此，尽管责任原则贵为具有宪法位阶的铁律，但其贯彻之路却并非坦途，它时时面临着被架空和虚置的危险。
[80]在公安部的上述规定依然有效的情况下，刑法解释论固然可以考虑摆脱对行政法规的完全依赖，使刑法上的枪支认定标准立足于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程度，从而直接认定被告人所持有的的并不是非法持有枪支罪中的枪支。在这一瞬间，人的大脑中并没有出现不能让杯子摔碎之类的语词，但过往的经验已经把杯子支离破碎、责备之词迎面袭来等代表着不利后果的图像储存在了我们的记忆中。按照后者第13条第1款的规定，故意的成立只要求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即可。其次，公民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同于法官对违法性的判断，罪刑法定原则所约束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从经验上来看，只有当被告人知道组织保证金交易活动违法时，他才会以得到许可的业务为掩护去实施该活动。一方面，社会复归的实现离不开行为人自己的配合和参与。
[59]〔德〕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一个行为无罪，既有可能是因为它本身就合法，也有可能是由于它虽然违法，但不可归责于行为人。
[61]因此，要使上述观点真正获得司法实践的接纳，还必须进一步打消人们对其预防犯罪实效上的疑虑，必须切实证明它有能力避免带来过大的处罚漏洞。当社会成员发现，就连毫无过错的人也会面临牢狱之灾时，法秩序在他们眼中就会沦为一个不近情理、纯粹依仗国家强力保障施行的暴政。根据该规定，对不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枪支，……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某些行为虽然被国家规定为犯罪，甚至也位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犯之列，但立法者所认识到的法益侵害性与人们的日常观念有一定距离。[24]有的学者据此提出，我国已进入了一个法定犯时代。[49]该观点大致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外部事实的世界向来是人类孜孜探索和力求认知的对象，由于它受到诸多复杂的因果法则和自然规律的支配，故普通人在其面前比较容易陷入无知和错误的境地。
参见毛泽东：《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第12页。于是，在行为人实施伤害行为的一刹那，与该行为的否定性评价相联系的那些形象记忆便会无言地伴随而至。
二则，随着法律的专业门槛不断提高、适用于不同行业和领域的法律条文激增，不通过专门学习就能轻易知法懂法的时代早已过去。这种观点实际上就在法定犯的领域中倒向了故意说。
[36]Vgl. Wilhelm Gallas, Zum gegenw?rtigen Stand der Lehre vom Verbrechen, ZStW 67(1955)，S.6. [37]Vgl. Armin Kaufmann, Tatbestandseinschr?nkung und Rechtfertigung, JZ1955，S.39. [38]Günther Jakobs, System der strafrechtlichen Zurechnung, 2012，S.56. [39]周光权：《违法性认识不是故意的要素》，《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第171页。责任说不惜放弃体系的前后一贯性施行上述变革，其意图无非在于竭力保证故意的认识对象具备唤起行为人违法性认识的功能，从而使被认定为故意的心理事实能够体现出较高的可谴责性。
[72] 行文至此，有必要将双层次理论关于违法性认识有无的具体判断步骤加以总结：第一步，考察行为人对相关的法律规范有无认识。②只有当行为人对法律规范本身欠缺认识时，才有必要退而求其次，考察行为人对作为立法依据的行为反价值性是否有所了解。然而，在违法性认识中，对行为合法与否作出评价的主体却恰恰不是法规范，而是行为人自己。第一，所谓法律与公众的是非道德观念一致，这至多只能说明，公民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极高，故在司法实践中，只要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事实有正确认识，基本上就可以认定他同时具备了违法性认识。
但是，责任原则不仅要求犯罪的成立必须以行为人具有可谴责性为前提，而且还要求犯罪人所受的刑罚必须与他的非难可能性相适应。于是，规范自然就难以获得公民发自内心的信仰。
据专家测算，枪口比动能为1.8焦耳/平方厘米的气枪不会破损皮肤，只会伤害裸露的眼睛，[82]故这种枪无法使人感受到它具有超出菜刀、砖块等一般日用品的危险性。有的学者认为，事实认识错误者之所以对行为的法律属性产生误认，不过是因为他一时对构成要件事实有所失察，其本人的价值观却毕竟仍与法律完全一致，故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只具有偶然性。
有鉴于此，刑法分则对该类犯罪往往采用了空白罪状的形式加以规定，即在行为事实前冠以非法、违反……法律(法规)等表述，从而将判断行为违法与否之具体标准的设定权委诸行政法。限制责任说的出现，已经表明构成要件故意并不足以完整地建构起犯罪故意的内容，从而也在事实上打破了责任说所宣扬的对构成要件事实的知和欲能够一锤定音决定行为人责任形式的神话。
多数持责任说的学者并不打算将自己的立场贯彻到底，而是试图想方设法地将假想防卫者的罪过形式调整为过失。人们不一定了解使用假币的行为违法，却懂得用假币来进行交易会助长伪造货币的现象，从而损害国家货币的公共信用。在行为人是否知法尚未确定之时，司法机关又是如何断定他是以不懂法律为借口的呢？假如真的能够认定行为人是借口不懂法律，那就说明他至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可能是违法的。[83]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多，积累、储存起与各种具体情形相关联的图像式记忆。
诚如哈贝马斯在论及有效沟通的条件时所言：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verst?ndlich)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正是因为行为人对具体被害人的误认并不会阻碍这种沟通一致的达成，故正如刑法学界所公认的那样，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的对象认识错误不影响故意的成立。
当行为人有能力避免自己陷于不知法的状态时，他对于不法构成要件的实现具有过失，故在刑法处罚相应过失犯罪的情况下，就可以对行为人以过失犯论处。周光权：《明知与刑事推定》，《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第113页。
然而，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社会关系日渐复杂的今天，随着法定犯的数量呈几何式增长，法律与道德相联系的紧密程度已大为稀释。2006年8月，杨某某注册成立上海德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琛公司)，经营范围为投资咨询、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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